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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丨銀行為環境風險正確定價了嗎?

文章來源: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陳川祺2019-07-28 22:18

原文標題:Do Banks Price Environmental Risk?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原文作者:Bihong Huang, Maria Teresa Punzi, Yu Wu
發表期刊: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發表年份:2019年
關鍵字:E-DSGE、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信貸利差、違約率
 
 
一、研究背景
 
以英格蘭銀行為代表,越來越多金融監管當局意識到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將影響到金融系統穩定。NGFS(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s)將氣候相關風險主要界定為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物理風險已經有一定的學術研究,而轉型風險還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重視。本文通過探究環境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以研究轉型風險對商業銀行與經濟的短期影響。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在E-DSGE(帶環境因素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研究生產企業與金融部門如何對環境政策作出反應。該理論模型探討了金融加速器機制如何使得環境政策的意外收緊引起生產部門違約風險提高從而最終影響實體經濟,尤其是非綠色行業的沖擊會溢出到綠色行業。本文第二部分以此理論分析為基礎,通過準自然實驗方法探究不同綠色程度的行業違約率和信貸利差受《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影響,從而證明環境政策確實在短期內增加經濟的波動。
 
理論模型部分,本文以Punzi(2019)所建立的具有綠色與非綠色企業部門為基礎的標準新凱恩斯模型為基礎,并引入BGG機制(Bernanke,Gertler和Gilchfist model,1996),使得綠色與非綠色企業各自面臨借貸約束與信用風險溢價。非綠色企業受到排放目標與環境政策沖擊影響。銀行部門為綠色與非綠色企業提供融資,并受到資本充足率約束。
 
實證模型部分,本文用DID(雙重差分模型)來比較高污染與低污染企業在《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甘肅省地方條例版本)后違約率與信用利差的影響。本文將數據樣本劃分為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10日、2013年9月12日~2014年1月4日以及2014年1月6日~2014年12月31日三個子樣本,分別代表監管前、法案頒布期和監管后時間段。其中主要解釋變量代表在監管后時間段商業銀行發放了貸款,代表商業銀行對高污染行業發放了貸款。具體實證模型如下:
 
 
二、研究結論
 
理論分析表明,當環境政策意外收緊時,產出將降低使得非綠色企業投資減少及資本價格下降。資本價格(涉及抵押物價值)下降將收緊信貸的約束從而減少信貸資金供給,并進一步影響企業資本收益以及改變了信貸違約點,從而增大了企業的違約率。而綠色企業與非綠色企業都因為違約率的提高而面臨更高的信用利差。
 
在銀行渠道,資本價格下降以及違約率提高將實際降低了銀行資本充足率從而迫使銀行去杠桿,進一步惡化企業的融資環境。此時綠色企業面臨融資變難、產出下降與投資減少的困境,同時清潔能源的投入也隨之減少。最終綠色企業面臨新項目回報率下降并降低其債務償付能力。
 
實證結果表明,《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高了高污染企業相對低污染企業的違約率與信用利差,顯示商業銀行確實將高污染企業環境風險納入信貸定價里。但是與違約率的顯著上升相比,高污染企業的信貸利差上升卻相對不夠,可能顯示商業銀行還未充分重視高污染企業的潛在環境風險。中小微企業的違約率與利差收到的影響都更顯著。
 
三、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所用的環境表現的數據來自KLD數據庫 ,其中企業的環境指標又分為環境優勢(環境友好)和環境劣勢(環境不友好),前者有六個評價指標,后者有七個評價指標。如果企業的某一表現達到了KLD在此領域的評價標準,它會被記錄1個得分,否則為0。本文使用的是凈環境得分,即環境優勢的總得分減去環境劣勢的總得分。利用凈環境得分,我們可以將公司分為三類:綠色(得分為正),毒性(得分為負),中性(得分為0)。其它數據則來自Compustat、CRSP、I/B/E/S、IRRC等數據庫。
 
四、研究結論
 
第一,環境政策沖擊確實是影響經濟穩定的一個風險來源,并可能傳導到金融部門。第二,盡管從長期看環境政策是勢在必行的,但是短期內政策沖擊會降低經濟總產出、總消費、總投資,并增加金融部門的風險。第三,政府應當實施有序和平穩的政策過渡以減輕對實體經濟沖擊。第四,金融機構應當意識到環境相關風險包括政策轉型風險,并將其納入信貸定價中,不僅是對經濟結構轉型具有撬動性作用,同時也是金融機構更好的管理風險提高經營效率必不可少的一環。
 
筆者認為,本文的理論模型實質上將“環境政策沖擊”界定為公眾未預期到的隨機事件,實質上反映了環境政策的不確定性。政策不確定性會對經濟運行產生扭曲作用,增加經濟運行風險。要減少環境政策不確定性并實施有序和平穩的政策過渡,有必要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事前進行充分的政策溝通,通過預期管理等手段提高環境政策的有效性。同時監管機構應當及早通過傳達明確的政策信號促進金融機構提前識別政策轉型風險的存在,減緩對金融體系穩定的不利沖擊。
 
原文摘要:
This paper maps the risk arising from the transition to a low-emission economy and studies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with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E-DSGE) model shows that 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eteriorates firms' balance sheets as it internalizes the pollution costs, which consequentially accelerates the risks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faces. This empirical study, which employs the Clean Air Ac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in 2013 as a quasi-experiment,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e analysis of a unique dataset containing 1.3 million loans shows that the default rates of high-polluting firms rose by around 50% along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y expos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loan spread charged to such firms increased by 5.5% thereafter, indicating that the banks do price the environment-related risks, but not sufficiently.
 
文獻分析:
陳川祺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博士生
 
指導老師:
王 遙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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